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,今年87岁,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,他眼睛湿润、声音颤抖:“太惨了,太惨……”WWW-65JJJ-COM

　　刘春发回忆,从1942年夏天开始,天一直没有下雨,庄稼绝收,村民断粮,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,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。
 
    “500多万人”
 
　　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《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》中的《河南省三十一年(民国三十一年,即1942年)各县旱灾调查表》显示,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,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,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。
 
　　1946年,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《河南灾情实况》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:田园龟裂,赤地千里,二麦颗粒无收,秋禾全数枯萎……灾民因饥饿难忍,而服毒者,缢死者,自刎者,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,所在多有,司空见惯……
 
　　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《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》证实,河南旱灾期间,确有“吃人”惨剧发生: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,家贫如洗,乞讨无门,曾在(1943年)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“解割煮食”,以救饥荒。
 
　　据《河南灾情实况》中《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》附注中所列,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。而在《江流天地外》一书中,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:1942年,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,是年河南大旱,除少数水田外,一粒未收。中央不准报灾,亦不救济,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,不遗余力,“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,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,开政治上未有之奇”。
 
　　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回忆,旱灾最严重的时候,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,甚至吃“石头面”。“石头面”的做法,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,磨成面,搅点菜,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,“这个不能吃多,吃多了解不下溲”。
 
　　但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,只有重庆《大公报》、美国《时代》周刊、南阳《前锋报》等寥寥数家,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,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。
 
    《大公报》被停刊三天
 
　　1942年12月,《大公报》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。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,后从洛阳南行,经过密县、登封、临汝、宝盐到达叶县。途中,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,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。尤其令他愤懑的是,灾情如此严重,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,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,还逼灾民卖地抵租。
 
　　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,名叫《豫灾实录》(原名《饥饿的河南》),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《大公报》。2月2日,《大公报》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《看重庆,念中原!》。恰好,与这篇社评同版,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,称“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,虽在灾情严重下,进行亦颇顺利。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,贡献国家”。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:“这‘罄其所有’四个字,实出诸血泪之笔!”
 
　　据王芸生后来回忆,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,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《大公报》停刊三天的命令。《大公报》遵令于1943年2月3日、4日、5日停刊了三天。
 
　　王芸生后来回忆,当时,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,陈布雷回答:“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,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。李主席(培基)的报灾电,说什么‘赤地千里’‘哀鸿遍野’‘嗷嗷待哺’等等,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,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。”
 
   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
 
　　白修德,本名叫西奥多·H·怀特,美国人,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《时代》周刊驻重庆记者。1943年2月,《大公报》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“停刊三日”后,白修德深受震动,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。于是,2月底,白修德和好友、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摄影记者哈里森·福尔曼一起,沿陇海铁路经宝鸡、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。
 
　　一路上,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: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,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。无尽的废弃村庄,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,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。
 
　　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,他们离开郑州之前,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,菜肴异常丰盛:有两个汤,有辣藕片、胡椒鸡、荸荠炒牛肉,还有春卷、热蒸馍、米饭、豆腐、鸡和鱼,最后,“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”。后来,白修德在著作《中国的惊雷》中说:“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。”
 
　　在返途中,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《等待收成》。1943年3月22日,该报道在《时代》周刊刊发,国际舆论一片哗然。

　　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、求取贷款,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,她强烈要求《时代》周刊老板亨利·卢斯解雇白修德,被卢斯拒绝。
 
　　回到重庆后,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,但蒋却拒不接见。后来,在宋庆龄的安排下,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。白修德事后发现,短短20分钟的会见,起到了一些作用: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,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。
 
　　　来源:《瞭望东方周刊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