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，成千累万的灾民，像热锅底上的蚂蚁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，但无数的灾民倒在了步行西逃的半途；即使灾民侥幸逃到洛阳，因为只余下这一段向西的铁路，火车运力远远不足，灾民也难以逃离灾区。同样，救灾物资也难以运进灾区，导致了200万人口死亡。 （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）

交通闭塞，导致陕、甘大饥荒死亡惨重

随后发生的陕西、甘肃两省大饥荒作为又一个反证，证明了铁路在救灾中的作用。1928—1930年，陕西、甘肃两省持续遭受了长达3年的大旱灾袭击，此次旱灾由于持续时间长，并且伴随着传染病的流行，死亡人数远远超过1920年那次旱灾。陕西省在3年的灾荒中，死于饥饿及传染病者高达300万人，甘肃死亡人数也高达250万-300万。

陕西、甘肃由于在清末的战乱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口，因此相对于华北平原来说人烟稀少，但在这次饥荒中死亡人数却如此之多，可见饥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之高，与1920年华北大饥荒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陕西、甘肃由于没有铁路，交通闭塞，灾民难以逃离灾区，只能绝望而盲目地在灾区内流动，救灾物资与人员也无法及时到达。此次饥荒中，由于死亡人口太多，也由于人口在灾区内的流动，导致了瘟疫流行，死的人更多，这也是由于交通闭塞，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所致。

如果此时陇海铁路已经延伸至西安、兰州（此时只到今三门峡市），此次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决不会如此惨重；与此同时，铁路纵横的河南、河北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，但情况与陕甘完全不同，死亡人口远远少于陕西、甘肃。在华洋义赈总会等中外慈善机构的帮助下，在洛阳等十多个县设立了招待处，灾民经本县登记后分赴各招待处，然后在郑州、洛阳、开封等地乘火车经平汉（原京汉）、陇海、道清、北宁等铁路远徙他乡，仅1928年，就有二十多万的河南灾民迁移到了东北。

据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，1928年上半年，流入东北的难民就高达331，928人，从此时起的3年内，平均每年流入达16万人以上。这些难民绝大多数都是华北地区的灾民，而交通不便的陕甘灾民则人数寥寥。此时的东北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地广人稀，是中国的“新大陆”，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北方人民最后一块可以大规模移民的土地，是逃离苦难家乡的避难所，如果没有铁路，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。

解读1942年中原大饥荒的关键词

仅仅十数年后，1942年河南饥荒之所以造成2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，后果比1920年饥荒严重得多，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主要原因。由于当时河南的北部、东部以及南部都被日军占领，向北、东、南的交通不畅，灾民只有向西逃荒。河南当时有平汉、陇海两大铁路干线，交会于郑州，交通便利，但此时洛阳以东的陇海铁路被战争破坏，平汉铁路断绝，因此灾民只有到达位于河南省西部的洛阳才能坐火车逃亡，这与1920年饥荒形成了鲜明对比：

1920年时火车从四个方向装载救灾物资进来，灾民可就近坐卸货的空火车四散逃亡，几个小时就可以逃离灾区；1942年“成千累万的灾民，便像热锅底上的蚂蚁一样，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汇聚”，但无数的灾民倒在了步行西逃的半途；即使侥幸逃到洛阳，因为只余下这一段铁路，火车的运力远远不足；铁路经常遭受黄河北岸的日军的炮火轰击，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毁，白天交通完全中断，火车只能在夜间在日军炮火的射击下冒险走临时修筑的弯道，而“为保持铁路畅通，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”。

在这种艰难的战争条件下，侥幸逃到洛阳的灾民难以逃离灾区，同样救灾物资也难以运进灾区，一度一个月只能运进不到2万吨粮食，对于1000万灾民来说杯水车薪。但即使如此，截至1943年4月，这一段仅余的铁路运输了80万灾民抵达陕西，因此如果是和平时期，河南的铁路没有遭受破坏，仍然四通八达，随着更多的救灾物资抵达灾区，将会有数百万的灾民逃离灾区，此次饥荒的死亡人数也将随之大大减少。

“战争”、“铁路”才是解读1942年河南饥荒的关键词。在这一时期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救灾动员能力与动机，新闻媒体与信息的传播自由度，甚至造成灾荒的自然因素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，因此现在有些作品、媒体动辄引用的制度性因素，并不能解释为何在这一时期，几乎在同一地区多次灾荒造成的后果却如此不同；它们只是一种简单化且不切实际的解释，甚至有些是人云亦云、互相传抄、以讹传讹的夸大、歪曲与虚构，同时却缺乏对这些灾荒背景与事件更深入而详尽的分析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，近代人口史专家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网络编辑: 李夏同 责任编辑: 刘小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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