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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大饥荒,一个政权崩溃的前兆(2)

时间:2012-12-27 04:54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站长起源 点击:
在洛阳,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,一块钱一捆。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。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,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。 1943年4月6日南阳《前锋报》报道:饥

在洛阳,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,一块钱一捆。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。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,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。

1943年4月6日南阳《前锋报》报道: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、剥下的柿蒂,蒺藜捣成的碎粉,吃麦苗,捡收鸟粪,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,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。

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,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,卖掉他们的锄头、破袄,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,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——卖了儿女,卖了老婆。然而,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。

在黄泛区,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,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。在郑州,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;郑州马永道夫妇,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;在洛阳,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。

《我所认识的蒋介石》还披露,当时,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:“河南这样大的灾,你们眼瞎了么,看不见?你们的耳朵聋了么,听不见?”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。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,送给各院部长官,包括“观音土”。

失民心者失天下

《时代》记者在河南时,曾经指责一位中国军官对中国老百姓的横征暴敛,这位军官说:“老百姓死了,土地还是中国人的;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,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。”白修德错愕了!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?仗是为谁打的呢?应该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!人民饿死了,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?!白修德觉得,中国军人的思维不是这样的,他们是在为领袖打仗,为委员长守土。这种本末倒置的巨大悖论,美国人的确理解不了。

在河南大饥荒期间,记者白修德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,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。他发现,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,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,贪污腐败比比皆是。把各村、县情况汇总后,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。

但是,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,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。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,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、采取赈灾措施,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,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。然而,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,力图掩盖真相。

在《江流天地外》一书中,时任参政员郭仲隗回忆:1942年,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,是年河南大旱,除少数水田外,一粒未收。中央不准报灾,亦不救济,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,“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,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,开政治上未有之奇”。

对权利、民主与大饥荒的关系,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-森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,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在 《贫困与饥荒——论权利与剥夺》、《以自由看待发展》两书中指出,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,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,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。

由于格外注重“权利”,阿马蒂亚-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“权利”的分析方法,将贫困、饥荒问题与“权利”紧密相连,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。

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、饥荒问题,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、政治、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,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“经济”看问 题的角度,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、分析更加深刻。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,这种权利是“应得”的,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,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、交 换权利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。

现代以来,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,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,权利的不平等、信息的不透明、缺乏言论自由、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 贫困和饥饿,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,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。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,信息才有可能公开,公众才有 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,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,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,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。

他一而再,再而三地论证、强调、提醒说:“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。权威主义统治者,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(或 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)的影响的,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。与此相反,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,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 施,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。毫不奇怪,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,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(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),还是相对 贫穷的国家(如独立后的印度、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)。”

“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,不管它是多么贫困。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,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,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 的民主体制中,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。”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,所以“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。

1942年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,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。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。而民主体制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,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。   

无数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-森的研究表明,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,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,即与“生存权”密切相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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